一場“垃圾強制分類”大戰正在上海火速拉開戰線。

但這不只是一場上海人必須打贏的戰爭。

這還是一場事關所有中國人的戰役。

如果連魔都做不好垃圾分類，中國的垃圾處理水平繼續原地踏步，而中國人就必須繼續坐享垃圾圍城，承擔垃圾焚燒致癌率難以有效控制的后果。

這也是一場強弱區域之間的垃圾大戰。垃圾處理同樣有一條被富裕、貧困劃分的鄙視鏈。

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血淋淋的現實，當大城市無地可埋時，垃圾上山下鄉，包圍了農村、甚至三四線縣城。

一場垃圾新生活運動正在上海如火如荼的展開。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社區里，一夜之間樓道里的垃圾桶全不見了。現在，大約500戶才分得一個垃圾投放點，更重要的是，不能任性倒垃圾。按規定，居民一天倒垃圾的時間段只有早上7:00-9:00以及下午4:00-6:00，垃圾必須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四類投放，違者個人罰款50-200元。

一時之間，魔都民眾有點懵。

不會分類的市民不敢在居委會大媽的虎視眈眈下公然丟垃圾，只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去丟。

繼失去“水果自由”之后，現在連“倒垃圾自由”都沒了，這可能要成為壓垮魔都“996”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為什么突下決心要搞起垃圾分類？

事情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最高領導人在上海視察時說的那句鼓勵話：“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上海雷厲風行，兩個月后就通過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宣告從今年7月1日起，上海將成為中國第一個實施“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
隨著倒計時的逼近，上海的各社區這才開始風風火火行動起來。

上海，乃至中國垃圾分類的老黃歷，其實可以翻到2000年。你沒看錯，中國的垃圾分類已經進行了19年之久！當年確立了8個試點城市，摩拳擦掌，好不熱鬧。這么多年來，各地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街道上的垃圾分類筒也走馬燈似地翻新花樣，而垃圾分類卻一直原地踏步。

2016年6月，發改委、住建部聯合發布文件提出，到2020年底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類。2019年2月份，住建部明確要求：

從2019年起，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

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2025年底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這是繼宣布2018年1月1日開始禁止進口“洋垃圾”后，中國再一次向垃圾發出的主動進攻信號。

為什么，中國這么急？

中國是一個垃圾生產大國。早在2004年中國就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國。德中環境與能源促進中心的報告顯示，中國目前全國生活垃圾年產量為4億噸左右，并以大約每年8%的速度遞增。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人這么多年來因為垃圾處理不善而付出了沉重的環境、健康代價。

一直以來，中國處理城市垃圾的方法是以填埋為主。

在2010年，導演王久良拍了一部《垃圾圍城》震驚世界。這部紀錄片展示了光鮮亮麗的北京被周圍大大小小的垃圾場包圍，它們組成了北京的“七環”，與此同時，土地、水資源的污染情況觸目驚心。

北京被400多個大大小小的垃圾場包圍

這些日常丟棄的垃圾，會以什么形式回歸到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呢？

可能是吹來的風、喝到的水，是以垃圾為食的豬牛羊生產的肉類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場上種起來的有機蔬菜水果，甚至是房子、學校下面那塊你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修復的地……

據新華社報道，當時一位中央領導人對《垃圾圍城》進行批示，北京市政府也決定投入100億元對周邊垃圾場進行治理。

從那時起，北京的垃圾填埋場逐漸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垃圾焚燒廠。

在這個城市寸土寸金的時代，在這個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的時代，用焚燒代替填埋，是中國環保的大方向，也是世界解決垃圾圍城困局的選擇之一。

但說到建垃圾焚燒場，各地市民幾乎是談虎色變。

因為垃圾焚燒帶來的二噁英污染物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質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介紹，二噁英排放后可遠距離擴散。一旦進入人體，會長久駐留，破壞人類免疫系統、改變甲狀腺激素和類固醇激素以及生殖功能，最為敏感的是影響人體發育，導致胎兒畸形。

雖然專家們一再解釋，當焚燒溫度高于850℃時，二噁英就不會產生，而現有技術完成能達到這一點。

但是，現實并非如此。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2006年中科院環科中心調查了中國4座“最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爐，發現它們在運行了短短2～5年后，焚燒廠區半徑500～2000米的土地上，二噁英含量均出現了大幅上升，其中3個廠區二噁英濃度嚴重超標。

2009年，《中國新聞周刊》曾報道，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村落癌癥有明顯增加。

二噁英污染是垃圾焚燒廠的錯嗎？恐怕不完全是。

民眾不做垃圾分類，是減少焚燒產生二噁英的一大阻礙。

在產生二噁英的機制中，有一種是前驅物合成，而前驅物必不可少的元素是——氯。哪里會有氯？廚余垃圾里有那么多的食鹽（氯化鈉），塑料垃圾里有那么多的聚氯乙烯……

為什么上海的居委大媽們在監督垃圾分類的時候，盯得最緊的是廚余等濕垃圾分類？因為中國居民生活垃圾有一個突出特點，廚余垃圾占比大，在焚燒時需要添加助燃劑，不僅導致焚燒成本增高，而且污染難控制。

有研究指出，如果能夠做好妥善的分類處理，減少垃圾焚燒量，二噁英致癌率會有明顯的下降。

中國人民大學在2017年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顯示，根據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數據，再結合垃圾焚燒廠公布的二噁英數據以及風向預測全市各落地點濃度計算，結果顯示：

北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數之和為241人/年；

假設經過妥善分類，每年致癌人數將從241人降低至182人。

垃圾分類原地踏步了19年之久，民眾參與度不高，那么，垃圾分類回收依靠誰呢？只能是活躍在城市各角落里的拾荒者大軍。
曾經的北京，30萬拾荒者每年能撿出30億元，在龐大的垃圾回收江湖里，“四川人只撿垃圾，不收廢品；河南人只收廢品，不撿垃圾；江蘇人只搞地溝油，半夜進城；河北人不進城，只能在城鄉接合部接應。”

現在的北京，自從減量發展之后，拾荒者再無去處，垃圾分類回收只能靠每一個市民了。

中國人必須打贏這場垃圾戰爭，垃圾分類只是一個開始。

隨著城市擴張的步伐在加快，一場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垃圾戰爭還會打響，這是我們遲早要面對的殘酷現實。

科技日報2018年報道，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三分之二陷入垃圾包圍之中，四分之一城市已沒有堆放垃圾的合適場所。
早在2009年，南方周末就報道，時任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陳永稱：

“北京的填埋場都是超負荷運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無處可填了。”

現在，垃圾處理又出現了新問題——城市垃圾包圍農村。

2018年6月，中央四部委聯合出臺了《關于做好非正規垃圾堆放點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重點整治垃圾山、垃圾圍村、垃圾圍壩、工業污染“上山下鄉”，積極消化存量，嚴格控制增量，要求到2020年底基本遏制城鎮垃圾、工業固體廢物違法違規向農村地區轉移問題，基本完成農村地區非正規垃圾堆放點整治。

越來越多的問題讓農村成為了回不去的故鄉……

上面我們說到，焚燒代替填埋已經是大勢所趨。5月29日，生態環境部也在新聞發布會上稱：“現階段我們還是應該大力新建垃圾焚燒廠”。前瞻經濟學人保守估計，截至2018年4月，中國生活垃圾焚燒爐數量約為898座。

而從2019年1-4月新建垃圾焚燒廠的分布情況，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鄙視鏈。

中國固廢網統計，截至今年4月30日，2019年中國進入招標、發布資格預審結果、預中標、中標和簽約的垃圾焚燒項目達76個，總投資近450億，垃圾焚燒處理規模逾8萬噸/日，這些垃圾焚燒項目基本集中在：

以河南、湖南、江西為代表的華中地區，以河北為代表的華北區域，和以山東、浙江、江蘇為代表的華東區域。

東部、南部的土地資源比較緊張，垃圾生產量大，焚燒廠多可以理解。

但是：

河南釋放13個垃圾焚燒項目，暫時成為項目釋放最多的省；

雖然受制于經濟發展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東北三省開年以來接連釋放多個垃圾焚燒項目；

半數以上項目落在區縣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且區縣級城市占比更大。以河北省為例，4個月內釋放的垃圾焚燒項目全部落在區縣級城市，垃圾焚燒縣域市場全面鋪開。

“洋垃圾”問題讓我們看到了全球化體系下的層層剝削，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垃圾輸出。

如今中國可以將百萬噸的洋垃圾拒之門外，但中國內部的垃圾又要如何轉移和處理？

當中國走向大都市圈時代，大城市的郊區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為了居住環境、房屋升值空間、身體健康等考慮，“哪里都好，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思維更難消除，垃圾焚燒廠存在的這條鄙視鏈，正在進一步加速城市大分化。

這似乎是一場難以避免的區域沖突，中國能怎么做？難道是向更落后的地區轉移垃圾嗎？

更實際的解決辦法，除了前端的垃圾分類，還有就是提高排污標準。

據能源專家陶光遠介紹，國外對二噁英的控制是不遺余力的。德國紐倫堡垃圾焚燒廠一般至少將二噁英排放濃度控制在歐盟標準的十分之一，并且還在往百分之一的方向努力。日本的排放量一般都不到其國家標準的百分之一。“中國卻不是這樣。”

日本靠一代人的努力，才換來世界上環保水準最高的垃圾焚燒體系。

我們又要需要幾代人，才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

垃圾分類關系社會的文明程度。上海作為中國民眾素質最高的第一大都市，其實施結果，可能決定了中國這場垃圾攻堅戰會打多久。有微博大V認為，如果上海最后落得一地雞毛，中國的垃圾分類會延緩十年。

垃圾分類，中國喊了19年基本一事無成。這一次，中國城市真的能邁出第一步嗎？關鍵就看上海了。

文章來源：智谷趨勢